Vision 青年视觉
August 2008

Vision：事务所起名为标准营造是不是意指有一个标准化的模式？
张轲：我们做的设计正好相反，实际上不是一个标准的形式，更本质意义上的建造。我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事务所，对所有设计都感兴趣，除了建筑设计，室内、景观设计、旧城规划设计，我们也正在考虑一个时装品牌，还有与材料公司的合作设计，我们不愿重复所做过的设计。标准营造是一个很中性的名字，不代表一种风格，只是更标准意义上的建造，不是简单的某几种固定的形式。

Vision：如何看待国际建筑在中国的影响？
张轲：我们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对传统没有那么沉重，如果传统一定要像石头一样抗在肩上，那我们一定要挤出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关系。对我们来说，只有当代建筑、世界建筑，没有什么中国建筑、中国现代建筑、外国现代建筑之类的说法。我觉得国际建筑师的加入正在帮我们推翻那些陈旧、保守的“腐败”建筑，让大众可以理解，哦，实际上建筑设计不只是原来的样子。这样也不会使某些建筑师洋洋得意地觉得抄袭一下国际大师的手笔就已经很得意了，就会为你的抄袭感到耻辱。中国建筑师，包括年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抄袭、模仿不感到羞耻。当国际建筑师的作品建在中国时，我们不需要俯视或仰视它们，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交流。很难得的是现在中国的建筑舞台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舞台，这样可以把所有虚假的、装腔作势的东西都洗刷掉，最后剩下来的就会是真正有意思的、好的建筑。

Vision：你们现在接手的项目多吗？通常同时做几个？
张轲：现在接到项目非常容易，我们只有21个人，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推掉一些项目，我们同时只能做3个，做不过来那么多。我一直在打一个比方：大的设计院好像坐在一个大的餐桌上在吃面包，我们在吃地上的苔藓，他们的面包会掉到地上，因为我们很小，所以他们的面包掉到地上就己经够大了，就已经够吃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吃很大的面包，我们除了苔藓外还可以挑大面包屑和小面包屑。如果天气好、湿度好，我们也可以开出小花朵来。不过，实际上现在也有很多大的项目找到我们，设计院也在变，灵活的、大的设计院也在转换角色，他们也会和我们合作，有时反过来我们做的设计让设计院和我们配合，就像他们和国外事务所的配合一样，我想慢慢地我们也会改变大设计院的。

Vision：事务所刚起步时的处境是怎样的？
张轲：刚回国时，大约有两三年时间会有一些低谷，不过我们比较幸运，第一个项目就是国际竞赛东便门明城墙遗址公园，我们就赢了这个竞赛，所以有一点支撑时间。第二年、第三年是比较麻烦和辛苦的，不过我们还是赢了几个竞赛。对于年轻的设计师来说也肯定是要从做竞赛开始，只有赢了竞赛才有可能慢慢实现你的设计。至于标底费则有的给有的不给，不过现在欧洲的竞赛开始给标底费了。最近两年，因为我们关心设计是否能建成，所以都没再做竞赛了。而且，赢了好几个竞赛但都没拿到这些项目，这是纯中国的问题了，你赢了竞赛但人家不给你这个项目，这也是很普遍的。

Vision：项目设计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
张轲：以前用 “多快好省”，现在是“多快省”，“好”是在满足了其它条件的前提下尽量好。在欧洲、日本，一个房子要设计两三年，我们现在大多数时候只给6个月时间做设计，一年年到一年半时间建成。怎么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在速度、质量、成本之间如何去实现设计？如果只做一个想法，每天都有很多想法不能实现，怎样去把它实现很重要，这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落差，不管年轻还是年老的建筑师，各种形式都很容易学到，关键是怎样去实现它。每一个项目建造时的监督管理是我们自愿的，不是甲方要求的，比如我们在西藏的项目正在建造，那我们在那里就会有个临时办公点，当然也有专门的监理公司，建筑师过去是进行指导。因为，在施工期什么错误都有可能出现的。

Vision：如何来解释设计原创的概念？
张轲：一个设计的开始，说实话，灵感很重要。开始都有点茫然，我说过我们不想重复去做，所以就可以像小孩一样，从什么都不知道、完全空白、回到最初的方式去想一个酒店是怎样的？应该有什么东面？而不是听专家说的，四星级酒店应该有什么配套设施，客房要多大等等。我们可以畅想这个酒店是什么样的，可以看星星、是在雪山下的……这些是发散性的、乱想的，会想一个月，不过我们会写下一些东西，然后再去考虑场地要求之类的现实问题。就像我们做的塔楼设计，我们会想：如果这个塔楼就像好多书撂在一起，像跳舞一样会不会让城市变得高兴一些呢？接下来，后面会有几百张图纸去实现它。这些原创从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中产生、产生很多可能性，然后从这些可能性中被挑选出来发展。

Vision：实现原创想法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轲：最开始的那一刹那很高兴和自由，但等到要实现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的结构都算出来，把所有的设备都很好地结合进去，不让原始想法破坏，要花很多精力去保持原创或使其更强烈，整个实现的过程是很理性的过程，要和各种人交流、和政府斗争……才可以实现。它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要实现一个想法有很多曲折，所以，这就是大家都不缺想法，但实现的都很少，其实全世界年轻建筑师都有这个困难，就这点来说中国的年轻设计师和外国的年轻设计师现在没什么区别。对他们来说，我们可以实现想法他们也很嫉妒。因为他们要有一个想法可能要5-10年才能实现，而我们几乎每年都可以实现两个。从这点来说，中国的设计师比较幸运。

Vision：事务所合伙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呢？
张轲：我们这几个合伙人在性格上是有互补性的，对于刚开始的概念如果意见不同就会有辩论，最后出来的是大家都认可和改进的方案，我是比较随意的，张弘会在很多时候反驳和提醒，侯正华是近一年加入的，所以他会在很多地方纠正我们不要走得太远。和其它事务所的区别就是，我们不是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而是3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我们的设计就像一个人做的，但绝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

Vision：对业界众多的评说有什么看法？
张轲：每个时代关注的不一样，最近人家都比较关注建筑，这也是中国有意思的一点。由于中立体系的缺乏和一批旁观的建筑评论人的缺失，导致整个年轻一代的设计取向越来越浮躁。在日本很多建筑师可能没有名，但是很认真地在做很小的设计，还有，我们合作过的葡萄牙的设计师也在做很小的房子，做得很好，可能一个房子做四、五年。他们也很羡慕我们，我们也羡慕他们能有那么多时间做一个房子。对年轻建筑师来说，最主要的是有一个更平常的心态，经常跳出来看看我们都在干什么？是不是跑丢了？还要有全球的视野，要知道国外年轻的设计师在做什么，商业建筑师在做什么，所谓的大腕建筑师在做什么……然后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这样可以避免自己在做一个自认为很伟大实际上没什么意义的建筑。

Vision：从设计师的角度怎样看业主方？
张轲：我们从来不参加任何学会，不同的业主找不同的建筑师。老百姓可能喜欢的建筑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在建筑文化上能够有所探索的是我们关心的。有的业主可能就是和我们同样岁数的，我们所碰上的大的开发商还有私人基金会，他们己经有非常好的眼光，而且对全局有很好的看法，他们有的在欧洲或美洲待了很多年，什么样的业主可以找到什么样的设计师，永远有合适的业主，这就是中国的好处。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选择项目的，怎么选择是很头疼的，可能有的项目设计费很高，但确实是我们不想做的，那就必须要推掉。

Vision：能说说你们这一代的建筑师及其更年轻的一代有什么特点？
张轲：我们这一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我觉得Pritzker奖就像是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你了你就可以退出了，如果这个奖还要有吸引力的话，它必须发现更年轻的人，因为建筑这个职业在变化，它不是100年前建筑师的职业，也不是50年前的，甚至不是20年前的建筑师的含义，因为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反而看重是不是有实验性，有没有关于当代更关键的一些想法，有想法的这些人可能是越来越年轻的人。当有的客户想做一个原创的建筑，他很可能去找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建筑师，能够有想法同时可以实现的，我觉得这样的建筑师越来越多。很快就能看见新一代的年轻人出来，其实中国新一代的设计师成长非常快。我们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可以更加自由和感性，需要诠释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抱住这个不放，可以更加多元化。总之，越年轻越有意思。